引用:
原帖由 runot2far 于 2010-7-10 02:27 发表 
关于士族和寒族的观点比较有意思。
其实我有个观点,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,无非就是在下层小地主阶级,也就是你说的寒族,和上层大地主阶级,也就是士族,中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。而由于前者人数总是会多 ...
毋庸置疑,贯穿中国政治史的是上与下的矛盾。
下层百姓的人数多于上层,但是上层却拥有更多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资源。如果没有精英人物的代表,那么下层百姓的利益无法完成整合,人力物力资源无法完成动员,仍然无法与已有成熟权力体系的上层抗衡。如果用归纳法,抓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的共同点的话,明显是在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与找不到活路的农民相结合之后,才会形成有利益要求、有行动纲领、有行动力量的、针对上层社会的大规模暴力行为,也即农民起义。否则,充其量就只是暴乱而已。
假如社会上下交流的渠道仍然贯通,知识分子仍有上升空间,或者假如农民仍然有经济性较好的生产生活方式,那么都不会发生农民起义。
而要评价农民起义的意义,则应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,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。
首先让农民去打破地主-农民的体系,或云“彻底的农民起义”,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。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耕社会,土地所有者享受土地出产的全部剩余,这导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必然存在。只要还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取代它,只看权力的更迭这种表层问题,自然会有“不过是风水轮流转而已”的结论。
但这当然不是说农民起义没有意义。由于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发动,农民起义往往深刻地摧毁了上层社会统治的经济基础,迫使社会格局重新洗牌,进而推动着历史的盘旋上升。
随便举个例子:
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皇室的统治基础,进而吸引了北方割据政权逐鹿中原,传统的中原集团则退居江南川中,直至被消灭。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意义则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:先以作为北方割据政权的雇佣军形式;而当割据政权掌握了国家权力,受限于自然条件和社会资源而采取最经济的生产方式——农耕时,游牧民族雇佣军也被挟裹着定居下来,进而导致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不经济,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方式之间的天然矛盾逐渐凸显;迫于生活,这些定居下来的游牧部落不得不从雇佣军转变为反抗者,并接引外援,进一步转变为侵略者。于是正如北宋的何去非在《何博士备论》中指出的,“则凡晋室之大变,皆魏有以遗之。”,黄巾起义为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,进而如同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谷川道雄所述,成就了“隋唐帝国的骨骼”。
直到黄巢起义,其形式、本质与影响,同黄巾起义惊人的相似。在这遥遥六七百年间,民族的融合、社会的发展、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,汇聚成沛然莫御的历史大潮,推动着这片土地上的地主、农民和外来者们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,直到旧的生产关系造成的固有矛盾以新的形式凸显,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,这历史大潮方才完成了一次盘旋上升:权力的更迭恍如曾见,社会生活则已有了质变。
这个历史大潮造就了隋唐,而后又有宋、有明、有清。每一次上升中技术、经济、社会的进步和固有矛盾的深刻积累,无不召唤着一个新的时代,它将消弭地主和农民的分野,并以新的社会关系取代之——工业社会隆隆滚动着,来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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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ddsd 于 2010-7-13 11:47 编辑 ]